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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锦诗先进事迹学习心得感想5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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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文物有效保护的探索者”改革先锋称号获得者、“最美奋斗者”称号获得者……作为中国文物保护领域国际合作的领军人物之一,樊锦诗获得过很多荣誉。那你知道学习樊锦诗事迹心得体会都有那些吗?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关于樊锦诗先进事迹学习心得感想5篇。希望可以帮助大家。

  学习樊锦诗事迹心得体会1

  窦兰英是甘肃省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红湾寺镇隆畅社区居民。6年前,窦兰英的大女儿患病离世后,留下12万元看病欠款。年过花甲的她毅然决定替女还债。她用田字格本做了个小账本,把12万元账目全都罗列出来,记在本上、装在心里。为了还债,60多岁的老人当保姆、钟点工,捡废品卖破烂,省吃俭用把每一分钱都攒下来。6年时间里,在老人的努力和社会各界帮助下积极还债。截至目前,12万元债务已全部还完。窦兰英老人视诚信如生命,被街坊四邻亲切地称作“信义奶奶”。今年9月,她荣获第七届全国道德模范荣誉称号

  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她从小在上海长大,1963年北大毕业后,把大半辈子的光阴都奉献给了大漠上的敦煌石窟。人们亲切地喊她“敦煌的女儿”。为了敦煌,樊锦诗和丈夫两地分居长达19年,两个儿子出生后都没有得到很好的照料,但她却视敦煌石窟的安危如生命,扎根大漠,潜心石窟考古研究和创新管理,完成了敦煌莫高窟的分期断代、构建“数字敦煌”等重要文物研究和保护工程。2019年国庆前夕,樊锦诗获颁国家荣誉称号勋章。

  学习樊锦诗事迹心得体会2

  莫高窟位于甘肃省最西端,气候干燥,黄沙漫天,冬冷夏热。樊锦诗一天只吃两顿,喝的是盐碱水,住土房、睡土炕、用土桌。“每天这里拍拍,那里拍拍,都是土”,她拍拍左右胳膊,比划着当时的情景。

  白天去洞窟,必须要爬蜈蚣梯。

  什么是蜈蚣梯?就是一根棍子上分出不同的短叉,通过攀爬这些短叉上下的“梯子”。“我从没见过这样的‘梯子’,还那么高”,81岁的樊锦诗一边比划一边往脚下看,宛如当年站在梯子上那个心惊胆战的小姑娘。

  因为害怕,樊锦诗每天都会在身上揣几个干馒头,尽量不喝水,少去厕所,以免攀上爬下。

  现实生活如此艰苦,而洞窟里却宛若仙界。“完全是两个世界,陶醉、震惊、震撼,反正怎么形容都可以,简单说就是太美了!太好看了!内容太丰富了!”

  当时,一些老画师在洞里临摹壁画,洞里没电,他们想出个土办法。早晨太阳从东边出来,洞窟坐西朝东,他们就拿一面镜子对着太阳,再拿一张白纸,靠反光来照明,就这么在洞里临摹,居然临出了许多艺术精品。

  还有敦煌研究所带头人常书鸿、段文杰,都是当时大名鼎鼎的文物专家,却脚蹬布鞋,穿着打扮与当地农民无异。经过他们将近20年的整理,在几乎没什么经费的情况下,莫高窟初步有了个样子,看起来不那么破败了,樊锦诗心里很佩服他们。

  从此,这位江南姑娘尽心尽力做起敦煌文化的供养者。

  学习樊锦诗事迹心得体会3

  贾正: 您守护敦煌56年,在外人看来可能会觉得有些枯燥。是什么样的童年或者成长环境,让您与历史和考古结缘?

  樊锦诗:我1938年出生在北平,北平沦陷后父母带着全家南下到上海谋生。家里有一个大姐,我和二姐是双生子,后来又有了两个弟弟。母亲在家操持家务,只有父亲在工作,还有爷爷奶奶,家庭负担比较重。父亲毕业于清华大学,是个工程师,他觉得女孩子们也应该去上学,我这才有机会进学校读书。我自小比较懂事,学习成绩还不错,喜爱看书,尤其是小说,《水浒传》《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悲惨世界》什么都看。小时候最崇拜的人是居里夫人,以至于想学化学,也曾想当名医生,因为救死扶伤非常神圣。由于和姐姐是双生子,还是早产,我从小体质就弱,多病多灾。有人就说,我体质太弱,要学医恐怕不行,到底谁给谁看病?我一想也有道理,于是就选择了学历史,觉得历史就是看书,不需要体力,何况自己也很喜欢历史。报考历史学系没想要选择考古,后来听说考古很好玩,可以去野外游山玩水,当时也没有什么远大志向,感觉能够饱读诗书,还能游遍名川大山,就是天底下最有意思的事了。我在上海读书的时候,受父亲影响,特别喜欢到博物馆看文物展览,知道许多精美文物都是考古挖掘出土的,所以觉得考古工作一定很有意思。入学不久分专业,就不假思索的选择了考古。后来才知道没有多少人愿意去学考古,因为太辛苦了。就这样,我稀里糊涂地选择了考古专业。

  贾正:敦煌地处偏远,和您想像中的游山玩水式的考古一定差距很大。当初你是怎么留下来的,并且一待就是一辈子?

  樊锦诗:上中学时期有一篇介绍敦煌莫高窟的历史课文,虽然不长,却深深打动了我,总是觉得这个地方太好了,是一座辉煌灿烂的艺术殿堂,就一直留意与敦煌有关的信息。特别是上大学以后,凡是和敦煌有关的展览,出版的明信片、画片等等,我都格外关注。包括常书鸿先生、段文杰先生我很早就知道他们。敦煌是我少年时的一个梦,很向往那个地方,我把它想得特别美。

  1962年,是我大学生活的最后一年。按照北大历史学系考古专业惯例,毕业班学生可以选择洛阳、山西和敦煌等文化遗产地参加毕业实习。对我而言敦煌是内心向往的地方,如果能趁着实习机会去看一看,正好可以了却一桩心愿。于是,我和另外3名同学一起来到敦煌实习。当中学课文里的敦煌艺术呈现在眼前时,我和同学们都被震撼了。鸣沙山和三危山的怀抱中是密密层层的洞窟,大大小小的佛像雕塑成千上万,壁画更是精美绝伦,让人几乎可以忘记外面的世界。可是离开洞窟以后就不一样了,敦煌地区食物紧张,条件很艰苦,住土房、睡土炕、吃杂粮,喝咸水。敦煌研究所只有一部手摇电话,晚上只能用蜡烛或手电照明,上趟厕所都要跑好远的路,随时还会有老鼠从房顶掉下来。我本来体质就差,根本无法适应敦煌早晚温差大且十分干燥的气候。加上营养跟不上,水土不服,我几乎每天晚上失眠,上洞实习也走不动。实习指导老师宿白先生怕我出事,没到三个月就让我提前离开了。说实话,当时我没有想着再回敦煌,后来自己几次想离开敦煌也都没有走了。一想到是国家培养了我,敦煌又是可以发挥自己本领的地方,还有对常书鸿等前辈的敬仰,就不知不觉地喜欢上了敦煌。在敦煌待了56年,感觉自己是长在敦煌这棵大树上的枝条,我离不开敦煌,敦煌也需要我。只有在敦煌,我的心才能安下来,敦煌就是我的宿命,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为敦煌尽力了!不觉得寂寞,不觉得遗憾,因为它值得。

  贾正:从水土不服,到犹豫不决,再到扎根大漠,成为敦煌的女儿,最后视敦煌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这半个多世纪您与敦煌一定发生了许多感人故事。

  樊锦诗:第一次去敦煌实习,我就出现了水土不服,实习没有结束就走了,也就没有打算再去。但1963年毕业我被分配到了敦煌。父亲知道后给我写了一封信,嘱咐我转呈校领导和系领导。信里讲了很多事实和实际困难,希望学校改派其他体质好的学生。我把“求情信”扣下,没有转交。因为那一年,国家正提倡学雷锋,我和同学们刚在学习活动上宣过誓,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个人的志愿。我不愿说一套做一套,当国家真正需要的时候就把父亲搬出来。系里也知道我体质很差,而且男朋友彭金章分配到武汉大学,但还是希望我能够去敦煌,因为敦煌急需考古专业人才。系里答应过个三四年,再有毕业生分敦煌就把我换出来,这让我有了点儿希望。

  开始了,学校承诺的三四年期限已无人问津,我也不再奢望,每天就是在洞窟里反复地观察,并开始做洞窟断代分期的研究。1967年我和彭金章结婚了,1968年我怀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家里担心我体弱多病,怕分娩的时候出意外,力主我申请到武汉待产。况且我在敦煌一个亲人都没有,上海买的婴儿衣服用品,婆婆从河北老家带的红枣、小米、鸡蛋营养品等等所有生孩子的用品都在武汉,去武汉是最合乎常理的。可是就在临分娩前一个多月,我向单位请假,没有批准,还让我去农村参加秋收劳动。孩子出生后连一件衣服都没有,只能用我自己穿的“棉猴”裹着孩子。后来医院的护士帮助我给老彭发了加急电报,收到电报后老彭立刻从武汉出发。他挑了一扁担的东西换了5次车,行程3000多公里,到了敦煌孩子已经出生一周了。孩子还没有满月,老彭就因工作原因离开了敦煌。我每天上班就只能把孩子单独放在家里。每天下班回宿舍,我就要听听,如果听见孩子哇哇大哭,就很放心,孩子肯定没事儿,要是不哭我就提心吊胆。由于敦煌的特殊环境,第二年我就把老大送到亲戚家寄养。1973年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在武汉出生,依然没法带回敦煌。莫高窟人的命运都非常相似,只要你选择了莫高窟,就不得不接受骨肉分离之苦。从常书鸿先生、段文杰先生、我自己,到后来的王旭东院长,都有相似的境遇。家庭与工作,身心两处不能会合,好像就是莫高窟人的宿命。

  那时候我一直争取调到武汉大学去工作,没想着待在敦煌。我先生在外地,孩子也在外地,我又是南方人,肯定要走的。1986年组织同意我走了,但我却犹豫了,感觉不能就这么走,应该给石窟留点儿什么,不甘心,不愿意走。感觉到哪儿也是工作,只要能发挥自己作用,在哪儿工作都是一样的。经我们夫妻二人商量,最后还是老彭放弃了武汉大学的事业,把家安置到敦煌,解决了我们一家19年的两地分居问题。那时老彭已经快50岁了,是武汉大学历史系副主任、考古教研室主任,当他知道我不愿意离开敦煌,就主动做出让步,放弃了他亲手创办的武汉大学考古专业,这对一个男人来讲是非常大的事业牺牲。后来我们就一起专心在莫高窟工作,老彭从零开始建立事业,从事多项考古发掘。特别是主持了莫高窟北区的考古发掘,使莫高窟现存洞窟数量从487个增加到735个。老彭在敦煌北区考古发掘的收获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安慰,命运对我们还是非常眷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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