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学习樊锦诗事迹心得体会10篇精选(2)

　　学习樊锦诗事迹心得体会四

　　樊锦诗与香港有着不解之缘。

　　“第一个帮助我们的是邵逸夫”。那是上世纪80年代初，邵逸夫匿名向敦煌研究院捐了1000万港元。“当时我们穷到什么程度?莫高窟连窟门都没有，风沙直接吹进洞窟里。”征求邵逸夫的意见后，他们为洞窟安装了玻璃屏风和门。

　　第二个是饶宗颐。他是国学泰斗，人文学识广博，对甲骨文、考古学、历史学、文学、敦煌学等都有深入的研究。饶老几次去敦煌，对敦煌的历史文化十分着迷。樊锦诗与饶老惺惺相惜，相见恨晚。后来，樊锦诗主持的26卷《敦煌石窟考古全集》在香港出版，饶宗颐先生对此由衷赞叹：既真且确，精致绝伦，敦煌学又进一境!

　　1987年，樊锦诗第一次来香港。“那时候除了学术界，很少有人知道敦煌。”樊锦诗说，现在不仅很多人都知道，甚至还出现了“敦煌热”，很多香港人为此做出了不懈努力，包括捐款、办讲座、帮着做各种文化推广。后来香港的朋友说，干脆成立一个组织，叫“敦煌之友”吧。

　　“我非常感动，他们不在这里领取一分钱，还聘请了律师，保护我们的知识产权。后来，更多的香港政商界人士陆续加入了团队，在国际上推广敦煌文化，让更多人认识和了解敦煌。”

　　在敦煌文化里浸润愈久，樊锦诗愈发觉得这是“百科全书式的宝库”。这些年来，樊锦诗为传播和弘扬敦煌文化四处奔走，不仅到国内外办展览，还主动进学校、进社区去普及和推广敦煌文化。

　　她说：“过去我们要‘进洞’保护，现在我们要‘出洞’弘扬，要让敦煌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对于名利得失，樊锦诗早已云淡风轻。“要计较得失，我早就离开敦煌了。”说起吕志和奖的奖金，她说：“我对这个钱没有别的盘算。我在想，怎么用这笔钱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能为这个世界的和谐与发展作贡献。”

　　81岁的老人，眼神平和坚定，如大漠般坦荡。

　　学习樊锦诗事迹心得体会五

　　樊锦诗，女，汉族，中共党员，1938年7月生，浙江杭州人，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研究馆员，第八、九、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她是我国文物有效保护的科学探索者和实践者，长期扎根大漠，潜心石窟考古研究，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唐代前期和中期洞窟的分期断代。在全国率先开展文物保护专项法规和保护规划建设，探索形成石窟科学保护的理论与方法，为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永久保存与永续利用作出重大贡献。

　　在遥远的戈壁大漠深处，风沙日夜侵蚀着敦煌莫高窟的容颜。如今这方土地，在“一带一路”的宏伟蓝图下，正重新焕发出蓬勃的青春。而守护这里的女儿，现在已是一位81岁的老人。她将青春无怨无悔地献给了这里，一坚守就是半个世纪。她就是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

　　白底衬衫，红色毛衣，黑色休闲裤;花白头发，银框眼镜，瘦小的身躯……樊锦诗的举止身形已让人分明感受到，她温婉柔弱的外表下，有一种戈壁荒漠赋予的简单与坚毅。

　　她的笑容格外具有感染力，如孩童般天真烂漫，让人感觉发自内心的舒服。从青春梦想和新时代下的价值观，到敦煌的保护研究和利用，在娓娓道来的讲述中，不禁让人与“敦煌女儿”一起，共赴一场跨越半个世纪的文化苦旅。

　　在敦煌研究院的一面墙上，写着这样一句话：“历史是脆弱的，因为她被写在了纸上，画在了墙上;历史又是坚强的，因为总有一批人愿意守护历史的真实，希望她永不磨灭。”

　　樊锦诗曾说，“我的命就在敦煌。”与敦煌冥冥之中的缘分似乎可以追溯到她的中学时期。一篇介绍莫高窟的历史课文，虽然不长，却深深打动了樊锦诗，不仅让她对敦煌、考古产生了兴趣，更为她以后的人生留下了长足的印记。

　　由着喜好，樊锦诗来到北京大学的考古系求学。1962年，她报名到敦煌研究院实习。

　　樊锦诗坦言，选择去敦煌，可以说是“目的不纯”。在物资匮乏、交通不便的年代，她想借此机会去看看向往已久的莫高窟。

　　在那里，樊锦诗看了一个又一个洞窟，琳琅满目、云蒸霞蔚的佛国世界让她既满足又震撼，全然忘记了洞外的一切。然而，对于生在北京、长在上海的她来说，现实的条件同样“震撼”：住土房、吃杂粮，没有水、不通电，卫生设备匮乏。身体羸弱的樊锦诗因为水土不服、营养不良，只好提前结束实习。

　　“离开了就没想再回去，这是真话。不能说我们大家都说那个，我就说那个。”我们面前的樊锦诗就是这样一个真实而可爱的人。

　　但终究她还是回来了：“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敦煌需要我，我就到敦煌工作。这是莫高窟的独特魅力使然，也是我作为一名文物工作者的历史使命和职业操守。”

　　不能让莫高窟消失“从常书鸿先生开始，莫高人始终有一种把这座人类文化瑰宝保护好的使命担当。”樊锦诗说，“把莫高窟完好地交给下一代人，无愧祖先、无悔后人，这就是担当，就是使命。”

　　莫高窟15余公里外，有一个形似沙丘、又如流水的土黄色流线型建筑。游客在这里用数字化手段了解莫高窟的前世今生，再去窟区领略历史的风姿。

　　这个充满想象力的工程，是樊锦诗1998年起担任敦煌研究院院长的17年间做成的一件大事。

　　“与20世纪初拍摄的照片相比，很多壁画已经损坏模糊了。再往下发展，全都消失了怎么办?”自1978年起，这个问题就开始在樊锦诗的脑中盘旋。

　　尤其2000年以后，急速增长的游客让她忧心忡忡。“洞子看坏了绝对不行，不让游客看也不行。”

　　樊锦诗与同仁们不断探索，尝试让莫高窟“延年益寿”，甚至“容颜永驻”。

　　一方面是对文物本体及其赋存环境的科学保护。在与国内外机构的长期合作中，保护者研究清楚了病害机理，保护修复了大量彩塑壁画，形成了一整套科学保护规范。

　　另一方面，开拓性地建立数字档案，让莫高窟以数字化的方式“永生”。经过近20年的努力，“数字敦煌资源库”免费向全球开放。

　　此外，樊锦诗还推动制定《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让莫高窟有了专项法规的“护身符”;她继承前辈的“爱才如命”，持续抓紧培养人才;她以广泛的国际合作引进了理念技术、培养了人才、开阔了视野……

　　“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接力棒交到我们手上，我们就偷不得懒，不能让莫高窟有半点闪失。”她说。

　　50余载敦煌生涯，让水乡女子樊锦诗有了西北人的爽利。她似水，相信水滴石穿。她更似沙，低调平凡，与莫高窟久久相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