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传承教育情怀
导语：为你推荐的十篇有关于传承教育范文，们的生活习俗以及传统文化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欢迎参考。
有关传承教育情怀（篇1）
摘要：要实现各民族共同发展、促进民族团结，就要平等地发展各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因而民族文化传承教育也就成为民族学校重要的环节。该文通过田野调查和访谈，分析研究察右后旗蒙古族学校小学部民族语言文化教育现状及所面临的问题，希望通过本研究唤起蒙古族基础教育相关工作者自身的文化传承自觉性，使蒙古族学生在学习主体民族文化的同时更要学好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从而能够继承传统的民族文化，并且将其发扬光大。
关键词：察右后旗；蒙古族学校；民族文化；传承教育
一、引言
随着现代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的生活习俗以及传统文化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尤其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面临着信息时代带来的各种冲击。民族文化传承教育成为多民族地区必须面对和亟待解决的问题。要实现各民族共同发展、促进民族团结，就要平等地发展各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因而民族文化传承教育也就成为民族学校重要任务。蒙古族学生一方面要通过学习国家通用语和主流文化顺利融入现代社会，同时还要通过学习蒙古语言与文化而较好地保留蒙古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乌兰察布市是察哈尔蒙古族聚集的地区，全市蒙古族小学分布在集宁区、察右后旗和四子王旗。察哈尔蒙古族有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如何将这些优秀的民族文化融入到教育当中从而达到保护和传承的目的，是目前学校教育工作所面临的重要任务。该文通过田野调查和访谈，分析研究察右后旗蒙古族学校小学阶段民族语言文化教育现状及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现状与所面临的问题，为探索民族传统文化与教育提出绵薄的建议。①希望通过本研究唤起蒙古族基础教育相关工作者自身的文化传承自觉性，使蒙古族学生在学习主体民族文化的同时更要学好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从而能够继承传统的民族文化，并且将其发扬光大。
二、研究现状
国内有诸多学者对国内少数民族学校文化教育方面进行了多维的研究与探讨。滕星在《族群、文化差异与学校课程多样化》一文中探讨了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应将何种文化编写与课程设置上如何处理主流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关系等问题，从而进一步阐述了如何处理国家一体化与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关系。他还提出，少数民族教材编写要根据各民族的意愿，适当增加反映当地少数民族社区的语言与文化，以保留文化的多样性。苏德、陈中永在《中国边境民族教育》一书中提到，我们应该在“文化传承”和“文化保护”这一更宏观的层次上去思考蒙语授课基础教育的发展问题。对于一个具体的少数民族来说，是否用本民族语言文字实施基础教育，直接关系到本民族文化的传承问题。图门吉日嘎拉在《蒙古语文的学习使用与研究问题》中研究了各地区蒙古语使用现状，从民族教育政策、蒙古语文课程设置、蒙古语教材编写等多方面作了详细的论述，并提出了其中存在的问题。斯琴在《论民族地区学校教育的民族文化传承使命》一文中提到学校教育传承民族文化，应重新认识和理解学校教育的概念和内涵，在学校文化建设中纳入民族文化，消解学校文化与学生民族文化的冲突，学校与社会文化部门需形成合力。刘龙在硕士学位论文《呼和浩特市蒙古族中小学民族文化传承教育现状研究一以呼和浩特蒙古族学校、呼和浩特市兴安路民族小学、内蒙古师大附中为例》中以对呼和浩特市三所蒙古族中小学进行的田野调查为基本参考材料，并结合“文化中断”理论和“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对呼和浩特市蒙古族学校、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学校、呼和浩特兴安路民族小学三所学校的民族文化传承教育现状进行了初步研究，发现当今蒙古族中小学教育在这方面重视不够;制度安排也过于统一缺乏多样性;学校教育过于重视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学习，而忽视了民族文化传承教育，使民族文化远离民族学校，得不到较好的传承。哈斯其木格在硕士学位论文《巴林右旗蒙语授课中小学蒙古语使用情况》中在阐述巴林右旗蒙语授课中小学近十年变化的基础上，以问卷形式调查了978名教师、家长、学生的蒙古语使用情况。通过对调查资料的整理、分析，深入探究了蒙古语言应用日益狭窄的原因、存在的问题、解决方案，并尝试提出保护母语、繁荣母语的有效方法和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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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传承教育情怀（篇2）
摘要:随着教育技术的发展，以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技术已深入满族文化艺术传承的工作。如何推进信息技术在满族文化艺术传承教育过程中的普遍应用，促进信息技术与传承内容的整合，是从事满族文化艺术传承教育工作者有待解决的问题。对教育技术应用于满族文化艺术传承教育过程的优势以及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并对如何在满族文化艺术传承中充分利用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现代教育技术示范应用问题进行初步探究。
关键词:现代教育技术;满族文化艺术;传承;教育技术应用
在辽宁省满族地区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型中，民族艺术贯穿在我省满族历史文化发展的始终。满族传统音乐、舞蹈、美术、文学在满族民间节日习俗和庆典中使用广泛。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满族文化艺术可以通过教育系统得以保护并传承，传承此类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民族独特性、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保护满族族群标志、社区(村社)发展的文化根源、提高年轻人的民族文化认知和文化自信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随着教育技术的发展，以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技术已深入我省民族民间文化艺术传承的工作。如何推进信息技术在满族文化艺术传承教育过程中的普遍应用，促进信息技术与传承内容的整合，是每位从事满族文化艺术传承教育工作者有待解决的问题，因此对教育技术应用于满族文化艺术传承教育过程的优势以及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就显得尤为重要。目前，现代教育技术在民族民间文化艺术传承教育中正逐步显露出它特有的教学优势，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新型教学媒体和手段在传统文化的传播中被应用，而这些技术手段的应用正在改变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的传承理念和方式。现代教育技术能有效地促进学生主动学习满族文化艺术，增强艺术实践的参与性，同时为教师提供了多种多样的、先进的传承教育理念、传承教育模式和传承教育手段，是促进民族民间文化艺术传承和传播的有效路径。因此，在满族文化艺术传承中如何充分利用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现代教育技术是值得探究的问题。
一、现代教育技术的概念
(一)“现代教育技术就是运用现代教育理论和现代信息技术，通过对教与学过程和教学资源的设计、开发、利用、评价和管理，以实现教学优化的理论和实践(李克东，1999)”。(二)“在现代教育思想、理论指导下，主要运用现代教育技术进行教育活动，以实现教育过程的最优化”(南国农，1998)(三)“现代教育技术是现代科学技术与现代教育理论发展一定阶段的产物，它着重从学习过程和学习资源两个方面相结合的角度，探讨和解决运用现代科技提高教育教学效率和质量的问题”(宋成栋，1998)以下满族文化艺术传承教育技术的应用研究以华南师范大学李克东教授对现代教育技术的解释为基础进行探讨。
二、现代教育技术学的运用在满族文化艺术传承过程中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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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传承教育情怀（篇3）
近现代上海工艺美术传承教育的形式，从作坊式子承父业到工场式半工半读制，再到学校式系统化综合学习，其发展延绵不断、兼容出新，展现了工艺美术传承与时同进的特点，值得反刍和回顾。
一、轨迹
工艺美术子承父业是古往今来传统。中国古代素有士农工商“四民”之称。“工”者从事营造、纺织、器械、工艺品等手工业生产。在“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社会中，手工艺多在农村或乡镇的家庭和家族中进行，地位不高。《荀子•儒孝篇》曰“工匠之子，莫不继事”，表达了旧时匠户“工之子，恒为工”世代相袭的旧规，也反映了手艺技术传承的状况。以后匠籍制度取消，手艺传承也扩大到家族外。当家庭手工业是社会造物最基本的层次和组织形式时，世袭家传是工艺延续的主要方式。封闭性是其特点，也是市场竞争的必然。旧时上海的工艺美术传承同样具有这样的特征。始于明朝隆庆、万历年间的上海嘉定竹刻，朱鹤、朱缨、朱稚征祖孙三代就以父亲传儿子，儿子再传孙子的方式传承，为典型的家族传承。嘉定竹刻后因“器物愈备，技法愈精，声名愈盛，而学之者愈众”，秦一爵、沈汉川父子、沈禹川等皆因师从稚征而名闻遐迩。同样发轫于明代上海松江的顾绣，是以家族冠名的绣艺流派，又称“露香园顾绣”，针法与色彩运用独具风格。顾绣先在家族中承继，出现了缪氏、韩希孟和顾兰玉等高手，名噪一时。至清代，顾名世曾孙女顾兰玉设绣坊，收徒传授，才民间争相仿制，传遍江南。19世纪后，上海各类工艺美术中从各地来通过拜师学徒入业的占绝大部分。一般在11~16岁开始学艺，短则3年，长则8~9年满师。如玉雕的孙天仪，1906年到上海师从袁德荣学艺；周寿海拜王金洵学艺；刘纪松师从顾咸兹；砚刻的陈端友拜师制砚名匠张太平；竹刻的支慈庵幼年随无锡竹刻金石家、姐丈张瑞芝当学徒；等等。到民国二十五年上海白木雕业30多家，从业者400余人；象牙作坊20多家，从业者200余人；玉器店铺200多家，从业者2000余人。师徒传承为上海培养了不少能工巧匠。同时，开埠后的前所未有大变，使上海手工艺的品种、体裁、技术、客户都出现新需求，促使上海近代工艺传承教育出现了来自改革思潮、新文化运动和西方工艺文化等方面影响的变化。维新派人士持有美术工艺可以促进工商业的观点。民国后，蔡元培提倡美育，黄炎培提倡职业教育，一批现代文化的先驱，针砭时弊，抨击传统落后因素，在手工教育和工艺类课程开办上，肯定工艺生产为民众服务和经济实用的价值取向。一些学堂和师范学校设立了图案系科专业，重视工艺和手工教育，开设诸如铁工、木工、珐琅、刺绣、染织、藤竹、漆工等课程。一批留洋归来的学子，如陈子佛、庞薰琹、雷圭元等在上海著书、设计、讲学，介绍国外信息，对推动海派工艺美术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土山湾工艺院”施行的半工半读教育模式，产生了很大影响。该院是上海天主教会创办的土山湾孤儿院的附属机构，1864年起附设美术工场，设木工部、五金部、画馆、印刷所等，授以木工、漆工、图画、刺绣、机器编织等西方工艺美术技法和风格，被称为“百职之肆”。其教学方式作为现代工艺美术教育的雏形，影响了上海工艺教育的发展。以徐宝庆为例，在土山湾工艺院学习了西方木雕技法后，结合传统工艺进行创作，形成海派黄杨木雕特色。1914年，土山湾建院50年之际，已有172名工人和92名学徒，出产颇多，影响不小。上海建立起较完整的现代工艺美术传承教育机制以1960年“上海市工艺美术学校“（03年更名为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成立为标志。这是一所独立建制的专门工艺技术学校，具有明确的办学目标，办学内容与上海工艺美术经济生产、技术背景、市场需求吻合配套，延续至今，成效突出。上海市工艺美术学校提出了创新和全面发展的教学目标，有着完整的课程体系，建有多个工艺实训工场，开设许多特艺课程并编有教材。先后有20世纪60年代的玉雕、牙雕、红木雕、黄杨木雕、白木雕、漆器、绒绣、刺绣、织绣、玩具、工艺绘画等专业，70—80年代的家具、地毯、装潢、日用品造型专业，90年代后开设的计算机设计、旅游品设计、陶瓷、玻璃、首饰等专业。办学初一批画家、雕塑师和来自创作一线的优秀艺人抽调作为教师，早期有申石伽、曹简楼、顾飞、郁慕洁、孙悟音、徐宝庆、朱永贵、张爱泉等。20世纪中期后，学校的模式延伸到上海工艺美术企业举办的“工业中学“”青工培训班“等，其中有的教师就曾在上海工艺美校任教或毕业。改革开放后，上海有更多的学校开办工艺美术类专业，办学层次也在持续提高。一百多年来上海工艺美术传承教育的发展轨迹，是渐进的，也是嬗变的；多种形式相生共存，将工艺美术传承学习从子承父业、自足谋生的造物技能学习演进到更大范围满足社会需要和经济发展、具有创新综合能力的培养途径上。
二、嬗变的动因
工艺美术传承教育的变化很大程度是社会变动的产物。上海近现代工商业发展和不同时期经济模式需求是催生工艺美术教育变化的基础。师徒制传承中耳濡目染，口授面传，熟能生巧。如《礼记•学记》中所述：“良弓之子，必学为箕；良冶之子，必学为裘”。绝艺在身，近乎本能，使传统手艺人获得出神入化、神斧鬼工的美誉。但其同样也存在着封闭式的陈陈相因，带有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社会特征。进入现代社会的上海，蓬勃发展的商品生产、贸易流通、休闲娱乐和移民人口，构成时代对工艺美术人才的需求，新的产品、新的技术、新的市场，对传统手艺人有了新的要求，使传统师徒制相形见绌。上海是中国手艺人接受外来影响最早的地方。19世纪末，如上海的建筑，需求猛增使传统的“水本作”已很难承担各类新式建筑。本地建筑工匠在承接洋行委托的建筑订单时，边做边学，善于吸收，很快掌握了西方现代建造的技术，形成专业的施工队伍。上海20世纪的许多现代建筑都由本地营造商建造。工艺技术市场需求日趋多样化，对学徒要求不仅是技术的掌握，还要求立足社会的文化知识和适应能力。土山湾的工艺教育与师徒制不同的特点是更注意对孩子的养成教育和文化教育，虽其过程渗透教义，但也培养了勤劳、清洁、有序的习惯。土山湾工艺院采取半工半读形式，一部分时间学文化，其余时间在工场实习雕刻、木工、铁工、机械等手艺。1973年外冈的工艺美校教学大楼工艺院为学员提供了大量的实践机会和完善的设备。教学中由多个教师分别担任不同科目教学，具有较强的务实性和针对性。以教师示范与学员模仿相结合，在“做”中学习并积累经验。师生间没有传统手工作坊中依附、雇佣关系，避免了传统教育模式的局限性，有利于学员长期发展。这样的教学安排既是引入西方学校式教学模式，遵循循序渐进的学习过程，体现科学性，也是为了学员适应工艺院产品制作的需要和以后自立。土山湾工艺院所制作的作品，除满足教会传教事业，也带有经营性质的成分在内，生产符合社会需要的世俗用品，达到以院养院的目的。学员们知晓教义掌握文化知识，就可以在制作中有更深的体会和理解。同时也将工业化的生产方式渗入技艺传承，使学员们将来能面对社会生存。自给自足的环境变化缓慢，师傅传承给徒弟的技术很少变化。现代社会的发展，造物进程加快，产品换代加速，学手艺所包含的内容越来越多。学艺的徒弟如果仅在较封闭的环境中学习，很难以后在市场变化加快中立足。事实上，上海从事手工艺的艺人相对文化水平并不很低。以玉雕为例，根据1955年上海蓬莱玉石雕刻社生产合作社成立时的统计，134人中：小学文化程度89人，占66%；初中程度1人，占1%不到，文盲44人，占33%。而解放初全国的文盲率是58.2%。雕刻社中的一位八级工朱永贵，20世纪60年代任工艺美校玉雕教师，而那个初中生吴岐华，也在70年代任工艺美校玉雕教师。由于环境影响，即使是师徒传承的手工艺人在市场摸爬滚打中，也不拘泥传统，而是顺变求新，善于从各种艺术包括西方艺术中吸纳和借鉴。上海的工艺匠人除小部分来自本地外，大多是不同时期陆续由外埠迁入，客观上形成风格多源，同一品种往往有不同面貌。上海工艺学徒中有“多师”现象，跨门，跨艺，跨界学习者颇多。孙天仪最初师从袁德荣，满师后又在万源斋和傅长华等作坊帮工兼学习，后独立成立作坊。刘纪松拜顾咸池为师后又在陈庆山、倪正贵等玉器坊帮工。大城市开放环境和市场的多样化就业前景，要求学艺者具有适应力。传统师徒关系在上海逐渐宽松，给予艺人更多选择和机会，这也为工艺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创办上海市工艺美术学校，同样是在国内工艺美术行业快速发展，出口创汇需求日增的历史背景下。传统的小规模师徒传授不仅在数量上，更在人才的知识结构上，难以适应社会对现代工艺美术人才的迫切需要和生产发展。今天已很难确定初办者具体建构学校的细节，但有一点是清晰的，即当时有着非常明确的促进艺术与生产结合的宗旨，有着将学习技能与提高创新能力并重的课程构架。学校的工艺美术传承教育与传统的师承制和职业培训等模式比较，更注重人才全面发展。学习内容分成三类：文化素养、美术基础和专业技能，到20世纪80年代初又分为文化素养、美术基础、专业基础和专业技能四类，加强了设计的因素。教学结构中每周38节课里专业学习有12节，突出围绕专业开展学习的教学设计。第一学期就进入专业学习，专业学习中重视工艺流程的学习，形成专业技能练习多层级螺旋型循环。教学的系统性大为加强，设立了一些新的专业和课程，有些为当时其他大专院校还没有，例如特种材料的雕刻、绒绣、玩具设计等，如20世纪90年代的旅游品设计、计算机辅助设计等。上海工艺美术学校在办学之初就十分重视教材的建设，善于总结办学经验，在教学文件建设上成绩突出。以该校牵头制定的《轻工业中等工艺美术专业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一书，被业内称为“蓝皮书”，为当时改革开放中全国的工艺美术类学校的发展和建立新的工艺美术教育课程体系，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轻工部专门为此发文，要求推广执行。上海工艺美术行业深厚的产业基础和人才集聚效应，也为上海工艺美术传承教育提供了强大的师资保证。20世纪中期，各企业为工艺美校和企业办学提供了行业内最好的技术力量担任专业指导。60~70年代后，一批大学和工艺美校毕业的青年教师加入教学，给学校注入了具有形式与工艺综合能力和更广设计视野的师资，为上海工艺美术传承教育在不同年代的创新教学和转型提升提供了保障。
三、手艺传承的变与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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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传承教育情怀（篇4）
摘要：宜兴手工刻纸在当地有着一百多年的文字记载历史，沉淀了宜兴地区农耕文化的社会习俗和人文风采，是宜兴传统手工艺的重要代表之一，它的发展对于宜兴地区的民间传统文化传承有着重要意义。由于当今时代快速发展，宜兴手工刻纸自身传承发展滞后，使得这门民间技艺正在消失。本文通过实地调研，从传承教育的角度分析，将其纳入当地学校的课程体系当中，既可以弥补当地传统文化教育的不足，又可以解决宜兴手工刻纸发展过程中传承和保护不足的问题。
关键字：宜兴手工刻纸；传统文化艺术教育；传承和保护
一、宜兴手工刻纸简介
宜兴手工刻纸艺术是中国民间传统剪刻纸艺术中的一种，其起源的时间已经无法考证。在明清时期，宜兴一带农村中曾流行着一种风俗：中秋节前几天，田里稻子正在日夜秀穗的时候，农民们就扎出各式各样的彩灯，迎着月光，吹打着乐器，在田野预祝庄家丰收。这种风俗，当地农民叫做“出青稻灯”。而宜兴手工刻纸就是当时这种风俗里“青稻灯”上的一种主要装饰品。后来随着刻纸艺术的提高和使用范围的扩大，发展到用作镜框挂屏和装裱条幅，再慢慢发展成为如今的宜兴手工刻纸形式。所以通过地域文化的酝酿和时间的积累，宜兴手工刻纸已经拥有其自己独特的艺术特征。
二、宜兴手工刻纸的发展现状
宜兴手工刻纸作为宜兴当地一门传统的民间手工艺，在当地社会环境中传承和保护的现状不容乐观。第一、宜兴手工刻纸艺术传承人缺乏，作为宜兴手工刻纸艺术的重要开拓者芮金富大师已经仙逝，如今只有他的女儿和孙子还在传承着他遗留下来的正宗宜兴手工刻纸技艺。第二，宜兴手工刻纸艺术传承模式过于陈旧，还讲究传男不传女的家庭式传承，这种传承模式对于手工刻纸的发展有着很大的阻碍。第三，宜兴手工刻纸艺术宣传渠道狭窄，由于宜兴手工刻纸在地方上没有官方的行业协会，所以让当地民众了解的方式和渠道非常少，在常见的媒体广告上也比较少见，当地人不了解宜兴手工刻纸这门技艺，外地人更不了解这门技艺。第四，宜兴手工刻纸艺术品牌形象缺失，现在全国各地剪刻纸艺术很多，有不少地方的剪刻纸艺术已经打出了很响亮的招牌，成为了当地文化旅游的重要宣传标志，甚至成为了当地的城市名片，譬如扬州剪纸，佛山剪纸，沔阳雕花剪纸等等。而宜兴手工刻纸品牌在这方面的发展与这些剪刻纸品牌相比，可以说还处于孩提阶段，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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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传承教育情怀（篇5）
摘要：现代新型中医人才培养模式将院校教育与师承教育相结合，遵循中医学科特点和发展规律，从传统师承教育中汲取精髓融于院校教育。两种教育模式扬长避短、相互融合，是中医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中医师承教育；院校教育；教学改革
中医药学是我国独特的传统医学，源远流长，薪火相传，在漫长的发展历史中，师承教育是其主要的传承方式。随着西方科学文化和现代医学传入，院校教育逐渐成为中医人才培养的主要方式。院校教育使中医药人才队伍快速发展壮大[1]，但也存在中医毕业生实践能力较差、缺乏人文底蕴等问题。因此，在以院校教育为主的今天，借鉴传统师承教育方式，探讨两种教育各自的优势，研究实施院校教育和师承教育相结合的新型中医师承人才培养模式尤为必要。
1师承教育是中医传承的精髓
中医师承有着悠久的历史，是中医学传承发展的基石。汉代前已有师承授受的记载，如《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载有扁鹊学医于长桑君，而弟子又有子阳、子豹等人；太仓公淳于意学医于公乘阳庆与公孙光，其弟子有宋邑、高明、王禹、冯信等。现代也有许多中医以师承方式成为名家，如北京名医关幼波学自家传，其父关月波即其师；南京名医叶橘泉，17岁拜在张克明先生门下学医；沈阳著名针灸学家彭静山，曾先后拜过4位师傅等。王琦教授在《师承论》一文中，将古代中医师承分为业师授受、家学相传、私淑遥承等，认为师承之教以“诵、解、别、明、彰”为法，受业师或家传之学熏陶，以多诊识脉、恒于临证为基础，通过揣摩、领悟而积累医学知识[2]。名师耳提面命，是成才的捷径。探索名老中医成才之路，除了少数完全靠自学外，绝大多数得到过名师点化[3]。江西中医院对当代百名老中医进行了系统的问卷调查，其中82%的名老中医有启蒙教师，只有3%的人是无师自通[4]。中医传统的“师带徒”就是让学徒在临床跟师过程中，学习师傅辨证论治的学术思想和遣方用药的临床经验，其最大特点就是以临证为本[5]。国医名师李辅仁先生对自己成才之路总结道：“中医学是实践医学，晦涩抽象的中医学理论只有在病人身上、在临床实践中才会变得异常灵动与直观。”因此，中医药学自身的特点和教育规律决定了中医药人才培养必须将实践放在第一位。传统的师承教育中，师徒如父子般形影不离，朝夕相处，学生跟师临证、抄方侍诊，师傅通过亲身示范、耳提面命、相机点拨，将中医的基本理论、诊断治疗要点及临床诊治的基本规律等传授给学生，学生学习、了解、感悟师傅独特的临床经验、治疗方法和学术思想，甚至从中悟出新意。师傅有自己独特的经验和专长，也只有通过口传心授，才能被学生逐渐领会和掌握[6]。中医师承教育中，师傅不仅传授医术，也很重视医德培养。《黄帝内经》中就有“非其人勿教，非其真勿授，是谓得道”之言。学生跟师抄方侍诊，在观摩师傅治病救人、处事待人的过程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师傅遴选弟子时，首先注重其品德，再观其悟性，将医德教育融入临床的方方面面，培养德艺双馨的人才。
2中医院校教育模式改革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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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传承教育情怀（篇6）
一、地域文化融于德育教育的缘起
“地域文化”是指在一定空间范围内特定人群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模式的综合。华蓥山地跨巴蜀，横贯川渝，华蓥山文化是川渝两地人民在数千年积淀下来的文化资源，渝北区茨竹镇在挖掘华蓥山文化基础上，着力打造红色文化、杨家八盒、华蓥高腔、佛教文化等四大文化。目前，只有华蓥高腔搬进了课堂，其他文化的价值则被忽略。寨坪完小借鉴以往德育活动中积累的成功经验，基于华蓥山文化资源开发和保护，通过体验式德育活动，诱发学生的道德情感，推进素质教育。
二、地域文化融于德育教育的实践
（一）依托华蓥山四大文化资源建德育基地
在当地教育部门指导下，寨坪完小通过多方联动建立四个德育基地。依华蓥山地区“红岩”革命精神，在位于同仁村场镇的同仁革命活动联络点同仁老庙、位于华蓥村华蓥山游击队秘密活动点太平洞，建立红色文化教育基地。依托具有两百多年历史、成功申报市级非遗名录的华蓥高腔，以及成功申报区级非遗名录的藠头、青椒鱼传统工艺等，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教育基地。依托素有“东朝华蓥，西朝峨眉”赞誉的华蓥山宝鼎佛教文化，建立传统文化教育基地。依托杨家八盒、龙腾四海武校、竹松湖体育健身公园建立武术文化传承教育基地。“四大”德育基地的建设，使学校的德育工作与地域文化资源紧密结合，在教育学生坚定理想信念、树立远大理想、培养良好习惯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为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提供了平台，也成为了学生终身教育的课堂。